我會選擇設置議會。一次大戰後,民族自決思潮興起,被殖民者起來反叛殖民母國,紛紛爭取獨立。如1931年,英國通過威斯敏斯特法案,宣布加拿大、紐西蘭、愛爾蘭等國家為自治領,並宣示不干預自治領內的內部事務,形成事實上的獨立。西風東漸下,台灣知識分子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,台灣事務應該是台灣人管的。身體自主容易操控,但思想精神無法,越壓抑,傳播力越大。設置議會,將其攏絡一起,可以看得見的敵人,比隱藏在社會中的聲音掌握動向容易許多。
而且,從〈臺灣設置議會請願書〉中可以看出台灣知識分子陷入,日本人與台灣人身分的矛盾中。一開頭即寫到:「大日本帝國是立憲法治國,而台灣則歸屬帝國版圖的一部分。」進而主張「組織台灣議會,俾使台灣民眾能夠體會一視同仁的聖旨,均霑立憲政治的惠澤,以期做為真正善良國民。」成為真正善良國民,不是直接承認自己為日本人,要求與日本國民享有共同的權利,「一視同仁」。林獻堂、蔣渭水等人,一邊提倡漢民族的認同,一邊又爭取身為日本人的權利,擺盪在其中,形成心理上的孤寂,像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中主角胡大明,渴望得到日本的認同,卻又受限於台灣人的身分與對故國(大陸)的情結,最後只有裝瘋來逃避現實。台灣議會請願其實是個左右為難的行動,夾處在日本國民與民族自決之間的狹縫,卻又不被日本與中國認可。
如此,還不如乾脆給知青們一個做夢的溫床,以同化主義設置議會,安撫台灣知識分子的叛逆。緩和高壓統治,達到大東亞融和。日治時期,日本政府所實行的經濟開發、衛生等政策,台灣民眾受惠良多,而知識份子們多來自於上層階級,不懂民間疾苦,與勞工、農民脫節。即使真想有所作為,也無可做為。平和社會中,誰願意砸鍋破瓦的參加民主運動,更何況警力、武力依然掌握在日本政府手上。
假使一味的反對,使台灣知識份子強烈的反抗,進而演變武裝抗日,再下令鎮壓,造成流血衝突。會加深社會對他們的同情,最糟糕的政府即是與人民站在對立面的政府。民心所向,權力所向。設置議會即是攏絡人心,建立一視同仁,無差別待遇的假象,讓殖民地人民更加心甘情願接受治理,無獨立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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